如毛泽东在54宪法制定和实施的初期，对宪法还是颇为尊重的。

2004年宪法修改正式提出了紧急状态的概念和要求。第3条至第11条有关宪法序言、经济制度和基层政权建设的修正案是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

另一方面，也为保护被征收和被征用的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宪法和法律依据，由此也发挥了人权保障的宪法功能。[10]这样修改的意义在于：其一，扩大了私有财产保护的范围，既包括生活资料，又包括生产资料。宪法制度的设计、运作和修改完善，必须体现人的发展的基本要求，一切政治管理和社会管理要力求以人为本，这就是宪政的人性化内涵。摘要: 现行宪法颁布以来的三十年，是我国宪法修改频率最高、幅度和力度最大的历史时期，是对改革开放与成果和社会变迁的真实记录。哪些发挥了作用、优点何在。

2004年进一步修改了乡镇人大的任期，把乡、镇人大的任期由三年改为五年，统一规定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我国以往的执法过程中，普遍存在重执法结果轻执法方式、重执法行为轻执法观念的倾向，执法中不重视人权保障，不重视执法的人道方式，刑讯逼供、粗暴执法的情况比比皆是。他考虑的不是如何去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而是如何去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威。

而实际上，公民个人是违反法律的主体，不应当成为违宪主体。立法目的1982年宪法被普遍认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好宪法，宪法学界对它的赞誉颇多，譬如，有学者称之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10]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如何遏制权力私有与滥用的过程，是如何通过宪法的权力制约以保证现代化平稳实现的过程。[6]在邓小平看来，在一个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中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就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亨廷顿指出：共产党人对国家所构成的威胁不在于他们推翻政府的本领，而在于他们建立政府的本领。[11]问题的关键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国家应当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在思考政府的建设问题时是不同的，当一个美国人在考虑政府建设问题时，他的思路不是如何去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威，而是如何去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

这一原则，贯穿于宪法始终。一部要基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使命的宪法，必须对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权力腐败事先作出防范与限制，这就要求立宪者立宪时必须考虑怎样防止现代化中会出现的权力腐败问题，这才是立宪的主要目的。[5]文正邦等：《共和国宪政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第62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15项职权，即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选举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决定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及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以及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而缺乏对所授予权力的监督机制。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才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从1982年宪法的立法目的进行分析，我们或许会从中感悟一些缺失与遗憾。

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力在1982年宪法中也未作出限制，立宪者给予了人民民主以绝对性的信任，即对全国人大的权力没有任何监督，特别是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权缺乏违宪监督机制。应当说，1982年宪法在总体上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完善的宪法，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天衣都是有缝的，宪法当然也是有缺陷的。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重申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但政治报告中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目前执政党的权力一般是由执政党通过党规党律的形式进行党的自我限制与约束，而没有纳入宪法法律的监督体系，党的自我监督当然重要，但自我监督是一种忽视他律的监督，是超越宪法法律之外的监督，所以，从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现实出发，还是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监督更可靠。

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第85条规定，国务院除了行使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等17项职权外，还可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宪法权利必须对应于政府责任，宪法权利只有政府才能造成侵害，宪法也是出于防止政府对公民基本权利可能造成的侵害才以根本法的形式加以确认的，所以对公民而言，享有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是以其人性尊严为基础与前提的，它不以公民是否履行宪法上规定的义务为要件。邓小平认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

如何改进宪法中存在的问题，当是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发展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13]因此1982年宪法第23条规定了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以及第51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将四项基本原则法律化的思想，他指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规定。邓小平明确地论证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原因：(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

[6]《邓小平文选(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163页。[2]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国家的巩固强盛，社会的安定繁荣，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提高，最终都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今后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个战略方针，除非敌人大规模人侵。

如果仅仅将宪法理解为确立国家最根本制度与根本原则的政治文件，那么这种宪法将无异于一部政治纲领。笔者不赞成宪法中规定公民的义务，原因主要在于：宪法的功能是限制约束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其违宪主体针对的是政府及公共权力行使者，一般公民不是违宪主体。

从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颁布迄今已整整一个世纪，百年来的中国宪政发展虽然有较大的进展，但从总体上看，与对国家的全部权力予以制约的宪政体制的建立仍有很大差距。因此，邓小平最后所得出的结论就是：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作者简介：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2年第2期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立宪目的 。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就没有人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因此，以宪法法律的形式将四项基本原则确认下来，就成为1982年宪法的指导思想与立宪目的。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机构体制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对全国人大的权力没有作出明确限制。[9]胡耀邦在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要求：全党特别是各级党委，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既要反对那种企图回到‘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错误理论、错误政策上去的‘左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倾向。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前进的。

二、立宪目的之二：确立国家的根本任务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的复兴。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点，为这个重点服务。

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宪法，也是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

将1982年宪法的立宪目的与普遍主义的宪法目的相比较，发现它们在立宪目的上存在着差异。这就是彭真在1982年11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宪法修改草案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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