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地方自治权中的非地方事务的自治权是拥有这种权力的机构（主权事务属广义的中央政府）授权给其他机构（地方自治机构）来行使。

王世杰、钱端升在其所著的《比较宪法》一书中提出过颇有影响的关于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区别理论，即联邦制与单一制根本差别之所在，我们以为应全在国家事权划分的手续。地方自治事务范围的自治权国家通过一般性授权形式授予地方自治主体，这种自治权通过宪法第31条和基本法第2条规定的对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自治权力的设定来实现。

前已述及，单一制国家的授权逻辑决定了先有国家后有地方，而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先有国家权力，后有地方权力，先有中央政府，后有地方政府，是毋庸置疑的。1997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接收原香港政府资产的决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1997年7月1日起接收和负责审核原香港政府的全部资产和债务，并自主进行管理。[14]王禹：《港澳基本法中有关授权的概念辨析》，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9期。而其他非地方自治事务的自治权必须有专门条款规定是由哪一个国家机关第二种意义上的授权，尽管这种授权形式也是一般性授权，但它与地方事务的自治权授权有着性质上的区别。其实联邦制国家与成员均有宪法还只是衡量联邦制国家的形式标准，其实质标准在于联邦组成单位的地方是否与联邦共享宪法制定权与修改权，或者说联邦宪法的修改制定还须成员单位的参与和批准。

基本法第17条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即除了国防、外交等属于中央政府职权范围内的法律不能自行制定外，香港可以制定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等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基本法》第125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经中央政府授权继续进行船舶登记，并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以中国香港的名义颁发有关证件。[[49]] 具体案情为：在紧临海南三亚金冕混凝土有限公司海棠湾混凝土搅拌站处，余穗珠种有30亩龙眼果树。

[[50]] Robert Glicksman and Christopher H.Schroeder,EPA and the Courts : Twenty Years of Law and Politics,54 Law Contemp 249,273(1991). [[51]] [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页。[[14]] 徐以祥：《行政法上请求权的理论构造》，《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第29、64页。[[30]] 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与自由权强调的个人选择及行为的自由不同，环境权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法选择或者放弃的。

总体上来看，在该时期，学者们对环境权的研究，重点放在公民环境权上，大多认为环境权是一项人权，探讨了环境权的内容及救济，形成了对公民环境权的较为完整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90年代已经有学者主张用宪法保障环境权。[[26]]由此可以认为，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面向在主观化过程中，为尚未成熟乃至尚未出现的基本权利功能留下了发展的空间。

[[48]]但是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制度并不健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健全宪法解释的机制和程序，因此应该尽快制定有关宪法解释程序的法律。在监督环境保护部门认真履行职责的诸多机制中，司法应该成为主要的力量，司法部门应该通过行政诉讼的形式监督环境执法部门严格履行其职责，防止权力寻租。环境利益由于与个人基本的生存权、健康权和自由权息息相关，所以更应该要得到司法的特别保护。社会权和自由权在国家理念、权利本身的理念以及内容和保护方式上均有很大不同。

明确了各级政府的环境信息公开的义务。[[25]] 郑磊：《民生问题的宪法权利之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78页。2014年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第53条明确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可持续发展理论是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文中正式提出来的，即为了确保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必须把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活动全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限制在其承载力以内，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

[[2]]与此同时，雾霾几乎成了全中国最受关注的一个词汇。该法第3条第1款规定：每个人都有权根据法律的标准通过获得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义务主体所掌控的环境信息，不必证明对此信息具有法律的利益。

环境权的受益权功能主要是国家基于对社会权的保障责任所进行的立法、行政、司法行为而为公民带来的环境受益。[[22]]而环境权基于其特有的属性及权利内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权利功能体系，即在防御权功能与受益权功能之外，还应包括请求权功能。

（三）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推进 修改后的环保法增加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46]]尽管结合第33条可以证成对环境权的保护，但是从国策条款到权利条款，须依赖于宪法解释的功能，因此国家对公民环境权尊重和保障义务的履行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具体到环境权以及环境保护，行政权在其中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行为发生的理由、程度及对象尽管有所不同，但均是以环境侵害的发生为前提的，所以不管公民的防御行为是完全被动的，还是含有一定的主动性，但是其基本理念是被动防御的。于2005年2月28日通过的《法国2004年环境宪章》第6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条件和限制下，每一个人都有权获得由政府当局掌握的与环境相关的信息，并参加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公共决定的制定。第三，政府负有举证责任原则。

该两条规定意味着，第一，公民可以启动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请求政府公开环境信息，政府对环境信息公开须承担法律上的义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需要迅速处理的国内外事物越来越多，议会作为议事机构，办事程序复杂，不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而行政机关实行的是责任制原则，上下级之间是隶属关系，这种情况必然要求强化行政权力，提高决策和办事效率。

第8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财政投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是宪法关系中最主要的内容，通过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是宪法的终极价值，而社会权与自由权具有不同内涵，因此，作为社会权的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须照应其社会权属性。

[[34]] 温泽彬：《美国法语境下公民福利权的证成及其启示》，《法商研究》2014年第4期，第147页。参见张震：《作为基本权利的环境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3-48页。

因此，原始的给付请求权，是指直接由基本权导出，对国家财物给付或生活照顾的请求权。[[38]] 参见朱谦：《环境知情权的缺失与补救——从开县井喷事故切入》，《法学》2005年第6期，第61页。同时，修改后的环保法第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29]] 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25,31-35页。

例如，据环保部统计，2013年全国重点监测的74个城市，只有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在《现代公法权利体系》一书中，他认为，私法的请求权来源于特定的法律状态或法律地位，公法请求权也产生于特定的法律状态。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政府近年来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及治理。作者：张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宪法教研室主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理事，行政法学院副教授。

[[24]] 郑贤君：《非国家行为体与社会权—兼议社会基本权的国家保护义务》，《宪法研究》（第10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防御权功能与受益权功能并没有穷尽基本权利的所有权利功能，而只是较为典型的两项。

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竞争在当代日益加剧，而国家的竞争力和发展能力，对环境资源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大，因此，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普遍的共识及国策。（三）针对司法权的请求权 行政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司法则是权利的庇护者。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对环境污染宣战。文章原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发表时有删改。

（二）关于环境保护法上环境知情权的保障 修改后的环保法在第53条增加了环境知情权的规定，并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33]]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0页。

[[43]] 四、环境请求权功能的制度实践及建议 法律不仅是理性的产物，而且是一种特定的理性——实践活动理性的结果。庞德认为：法官的判断视野中，价值判断较之事实判断在实现司法权的社会整合功能方面有着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51]]因环境权保障而产生的预期利益，对于公民、社会及国家均具有重大性及可持续性价值。

如政府拒绝公开有关情报，必须提供相关依据。因此，宪法上环境请求权功能的基本内涵主要指向立法、行政、司法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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